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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谁的历史没有学透?  

2010-02-01 07:34: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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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去世前后,我正在读他的随笔《竹影集》。据说,他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凤毛麟角”,这是就他的学问说的。受到过伟大领袖如此高评价的人文学者,也确实是凤毛麟角。据我所知,大概可与史学大师陈垣先后媲美,后者也曾被毛公钦定为“国宝”。对任公的学问,笔者虽对其“儒教说”,期期不以为然,却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这里,且就《竹影集》说点读后感。

《竹影集》书末收入他给女儿的信,家信最见真性情,其中1996年的一封信说:

近年来很多人吹捧某某专家,说他的学问高明,此人学有专长,应受到尊重。如果把他捧上天,奉为学习的楷模,后人无法逾越,这就过头了。此人有弱点,情绪不健康,缺乏刚健之气。此种专家不可没有,不能太多。好像一只秋天的蟋蟀,只发叹息,而不相信秋去春来。就这一点看,他的历史没有学透。

任公所说“学有专长”的“此人”,在家书底本中应该直书其名的,但公开出来有所不宜,便将真名隐去,而代以“某某专家”。那么,他究竟是谁呢?这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而够得上信里所说的“把他捧上天”,以至“后人无法逾越”等条件,大概也就钱锺书与陈寅恪(季羡林当时似乎还没捧到如此高度)。但据我的揣想与考证,不可能是钱锺书,而只能是陈寅恪。

1995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顿时把陈寅恪从窄小的史学冷圈子推向了大众的阅读圈,以致当时大陆的读书界与学术界大有“开谈不说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的味道。要说“吹捧”,陆键东此书继台湾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之后确有推毂扬波之功。

但仅仅举证“吹捧”的大环境,似乎还不能坐实任公所说的就是陈寅恪。好在有他的其他文章为旁证。《竹影集》里有一篇2000年回忆刘大年的文章,题为《史学家的品格》,有一段说到对陈氏的评价:

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陈寅恪,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重,晚年双目失明,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心情悒郁,写成《柳如是别传》。刘大年同志充分肯定了陈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生活细节,此种研究方向不值得提倡。对陈寅恪一片赞扬声中,能提出此种评论,不啻一付清凉剂,难能可贵。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目空千古,一生服膺司马温公。司马光关心治道,主编《资治通鉴》。如能起温公于地下,《柳如是别传》必不会得到温公认同。

作为一个史学家,刘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之坚定,是众所周知的,任公的回忆文章强调的也正是这点。因而,任公借逝者之口对陈寅恪史学的褒贬,不啻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只消对读上引两段文字,这点不言自明。而“心情悒郁”,也是能与“情绪不健康,缺乏刚健之气”云云互为疏证的。区别仅仅在于,家信可以说得更坦率直白,更带情绪化,而公开的文章则措辞委婉,略带学理化。但任公家信中说的那只“只发叹息”的“秋天的蟋蟀”,指的是陈寅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有趣的是,《竹影集》还收入了任公为王永兴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所作的序言。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的入室弟子,他自己说过“师从陈寅恪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弘扬光大乃师的学术也可谓不遗余力。他尽管年逾古稀,却不知老之将至,仍奋力撰述《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达四十余万言,这是他最后的专著,说成绝笔也不为过。他十分看重这部著作自不待言,特请任公作序,自然有借助其盛名的良苦用心。

我听过王永兴先生讲敦煌学,那是我的业师程应镠先生把他请来,为我们研究生上课的,他俩曾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有这一层因缘,王先生写陈寅恪的大著在1998年一问世,我就找来学习过,任公的大序也在其时拜读的,当时印象很浮泛。如今读《竹影集》时,与他对陈寅恪的评骘重新对读,就品出了其他的滋味。任公此序作于上引致女儿的信后,他对陈寅恪史学的基本看法已经形成,不可能由于为王著撰序而轻易改变;但由于是作于回忆刘大年文章之前,王永兴先生也不可能知道他对自己的授业师实际上是心存保留乃至有所非议的,否则,以他对陈寅恪的真挚感情也决无可能请任公作序(不知王永兴先生其后是否读到过任公这篇文章;倘若读到,抑不知是否对自己当日卤莽请序而心生悔意)。

此序对任公而言,可谓勉为其难。他不可能在序中当着弟子批评他的业师,不仅不能把此前对女儿说的话稍有表露,甚至也不便把其后借刘大年说的话写入序中。于是,在序文的首尾,任公说了些与陈寅恪学术及王先生著作若即若离的话,他知道陈氏素来推崇“赵宋新儒学”,便以自己一向主张的“儒教说”为话头,议论“宋代儒教的形成”,认为“到了南宋才形成儒教的完整的体系”。而序中说到陈寅恪的个性与情绪时,一则说,“陈先生的学术,发为诗歌,语多悲凉,形诸笺楮,常见抑郁”;再则说,陈寅恪“在‘五四’以后的狂飙迅猛冲击下,方向不明,深感忧苦”;最后说他“悒郁含恨终其身”。这些相关评语,与他给女儿信中的那些私下议论,恰可以相互发覆。

当然,对陈寅恪史学,任公之序仍有公允之论,不乏独到之见。例如,他认为:“陈先生盛赞宋人史学,是他的深刻处,很多学者多从史学论史学,没有像陈先生感受这样深刻。”他还指出:

陈先生说:“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我们可以按陈先生的论点补充一句:“陈寅恪之史论,近代中国之政论也。”

任公接着陈寅恪论点的补充,在这篇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序中,也许是最精彩的一句话。诚如他接下去所说:

揆诸中国国情,中国的史论与政论本不可分。史观指导政论,政论又体现史观。司马光以来,此传统一贯相承,未曾终绝。

然而,让人纳闷的是,任公既然已经揭示了宋贤史学与陈寅恪史学的内在联系,认识到“陈寅恪之史论,近代中国之政论也”,为什么仍会对其晚年绝笔《柳如是别传》大不以为然呢?任公写这几篇文章时,就大环境而言,已经不存在什么顾忌,有些话题你不想说,也完全可以绕开不说。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的史论,正是针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父母之邦”政治现状所发的政论。以任公的学养与识见而言,不应该看不出,也不应该看不懂。准此推论,任公对陈寅恪的针砭,应该发自肺腑,完全基于自己的政见与立场。

对陈寅恪的学术与为人,任公有自己的评价,自然不必强求一律。问题在于,其一,任公借刘大年之口,祭出司马光来镇住陈寅恪,说他“一生服膺司马温公。司马光关心治道,主编《资治通鉴》。如能起温公于地下,《柳如是别传》必不会得到温公认同”,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关心的是治道,陈寅恪撰述《柳如是别传》关心的难道不是治道?在该书《缘起》中,陈氏明明白白揭橥其研究旨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道这些不关乎政道与治道?倘若任公还不至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惟一可能的推测,也许就是他与陈寅恪在治道的理解上即便不是夏虫语冰,也确乎各异其趣的。

其二,任公对女儿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不可没有,不能太多”。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世间已无陈寅恪》(收入拙著《学史帚稿》,黄山书社,2009年版),指出“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主要是有感于陈氏的旷代绝学与文化人格都不可能再复制。岂但如此,而今而后,对那些“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重”的大师,根本不必怀抱“不能太多”的杞忧,即便连任公这样从1949年以前走来的人文大家也将成绝响,至于咱们共和国自家培养的国学大师,至少至今还在翘首以待。但任公的立论则是从陈寅恪“情绪不健康”出发的,理由就是他“好像一只秋天的蟋蟀,只发叹息,而不相信秋去春来”。任公此论,显然不满意陈寅恪“缺乏刚健之气”,而他自己“相信秋去春来”,也是“情见乎词”的。不过,我记得陈寅恪在某处说过:“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要破除的,是所谓历史总是进步的决定论(历史未必总是进步的,比如对广大中国人而言,1966年以后的十年就不见得比其前的十年来得进步)。而任公则相信,历史的进步必然如“秋去春来”。也许正是在历史观上,两人陷于鸡同鸭讲的境地。于是,任公毫不客气地指出:“就这一点看,他的历史没有学透。”

围绕着陈寅恪史学,任公认为“他的历史没有学透”,在这个问题上,他将刘大年引为同调。王永兴先生对授业师是景行行止的,我听过王先生的课,读过他关于陈寅恪的书,对陈门史学,可以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一来,我就困惑良久而不得其解,真想起司马温公于地下,问他老人家是否认同《柳如是别传》?

有一夜,我竟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司马光在云端里探出头来,一向严肃的脸上略带黠诡的笑容,俯视着这些各执一词的历史学家,好像在问:“你们之中,谁的历史没有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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