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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古罗马的法律解释(公元前8世纪——公元6世纪)  

2010-02-04 08:41: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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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地有效。
                                                            ——伽达默尔
                                导言
      梅因(Ma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提到:“使法律和社会相协调的手段,即‘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1]其中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和衡平(equity)都与古罗马的法律解释有关。本文的写作,即是要对古罗马的法律解释(公元前8世纪——公元6世纪)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分两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罗马社会不同时期的法律渊源,法律解释的主体、对象及其运用的手段(方法)等作一个简单的梳理。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各项要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进行分析,从中得出具体的规律。
                              
罗马的政治制度,历经王政、共和国与帝政三个时期。[2]与法律的发展相对应,王政和共和国阶段是市民法(jus civile)时期,帝政阶段是万民法(jus geutium)时期。在王政阶段,法律的主要渊源有Fas,英国罗马法学者缪尔赫德(Murhead)将其定义为“神的意愿”。Mos,缪尔赫德认为它主要是被普遍承认的风俗。Jus,相当于英美法中的普通法,源于风俗习惯但比Mos受到更长时间或更正式的承认,它是成熟乃至被确认为法律的Mos[3]这一时期的法律,建立于传统之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成文的形式出现的。在共和国时期,法律的渊源除了习惯法外,还有十二表法,各种大会(如贵族大会、军伍大会、平民议会)的立法,长官谕令(edictum magistratum)(其中最主要的是大法官的谕令),法学家的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等。[4]这一时期的法律亦“仅仅是当地风俗之汇集,抑或现行法律对于新出现案件的延伸所构建”[5]。可见,不管是王政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不管是成文形式,还是不成文形式,罗马的市民法主要是有关罗马市民风俗的法律,而且相当的粗糙和不完善,适用到具体现实上需要进一步解释。在开始阶段,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祭司团的祭司[6]手里,祭司们主要以法律拟制(legal ficition)的手段来解释法律。法律拟制,指的是要用以表示掩盖,或目的在于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一事实的任何假定,其时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其运用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7]法律拟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拟诉弃权(in jure cessio[8],又称“法庭让与”,即财物转让过程中,买方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被告(卖方)应诉。在法官面前,双方依照请求返还所有物之诉(vindicatio)的套语和形式进行。最后长官以判决的形式将标的物判给原告,双方以模拟诉讼(fictitious suit)完成了财产的转让。
祭司们对法律解释的垄断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07年,执政官克老鸠斯·崔库斯(Appuis Clardius Caecus)的秘书甫拉维乌斯(Craeus Flavius)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继把诉讼方面的程序和进行诉讼的日期表公布于众,称《甫拉维亚努姆法》(Jus  Flavianum[9]。随着甫拉维亚努姆法和艾利亚努姆法(Jus Aelianum)的公布于众,旧市民法知识不再由祭司们所独有,一些人取得了解释法律和对需要了解法律的人作出建议的权利。而由于大法官(praetor),审判员(Judices)甚至是辩护人(advocates[10]普遍缺乏法律知识,造成了这种行为(对法律的解释)得以继续,并出现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他们使得法律成为一门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11]法学家们的活动有四类:对客户、长官(magistrate)或者法官提出建议,即口头解答(respondere);监督法律程式(legal form)的正确运用和起草法律文件;即撰约和书面解答(cavere-scribere)。从事一般的诉讼行为(agere[12]。他们主要是通过“法律解答”对法律(主要是十二表法)进行解释。正如梅因所说,这种法律解答是以拟制为基础的[13],他们只是在解释它,证明它,引申其全部含义;但其结果,通过把原文凑和在一起,通过把法律加以调整使适应于确实发生的事实状态以及通过推测其可能适用于或许要发生的其它事实状态,通过介绍他们从其他文件注释中看到的法律原则,他们引申出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法律准则,为“十二铜表法”的编纂者所梦想不到的,并且在实际上是很难或者不能在其中找到的。[14]这一时期,掌握法律解释权的另一主要主体是大法官[15],但大法官的这种权利并非一开始就有。罗马社会早期,诉讼[16]遵循严格的法律诉讼[17]形式,大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这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解释权。而当时的社会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两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十二表法》,已经明显不适应简单经济发达的罗马社会,而此时的罗马又忙于战争,无暇制定新的法律;另一方面,根据梅因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的意大利是由强调部落组成,社会的不安定使得大量的外国人集居在罗马地区,寻求其庇护。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是外国人或者一方是本国人一方是外国人的争议,罗马人轻视所有外国法律,也不愿以其本土的市民法的利益给予外国人,拒绝适用市民法来判决新的案件。[18]


 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笔者为硕士论文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的心得,感谢我的师兄郭琛在资料方面的建议和帮助。
[1][]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7,页 15
[2][]B.H.狄雅可夫和C.H.科瓦略夫主编:《世界古代史》,页209,转引自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页20
[3] Charles Sumner Lobingier, The Evolution of The Roman Law, Author, 1923, pp.13—14.
[4]周枏:同注2引书,页34以下。
[5] William C. Morey, Outlines of Roman Law, G.P.Putnam’s Sons, 1914, p.107.
[6]从词源学上考察,祭司pontiff一词指的是道路的建造者,他们是罗马的工程师。同时,他们也负责管理国家的历法,向人们宣告新的月圆时间和节日的日期,并且监督宗教和诉讼行为是否是在恰当的时间举行(他们有着对宗教仪式的特别监管权,而当时几乎所有事物都与宗教有联系。他们将其知识形容为关于神与世俗事物的科学)。由于传统上有关罗马法庭机构的法律并不源于法庭本身,而且由于所有历史的文献都与历法与年鉴紧密联系,所以有关法律原则与程序的知识保留在祭司团祭司们手里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是当时唯一能够对法庭开庭时间和有关宗教法律问题作出解答的人。事实上,有关神的和世俗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历史纪录一样,都源于祭司团。由于祭司们掌握这类特殊知识,他们对法官审判,私人间拟定合同和进行诉讼,提出法律上的建议。所以,解释法律并因此促进法学发展的任务,是由祭司们承担的。可以说,祭司是罗马最早的法学家。(参见Charles Sumner Lobingier:同注3引书,pp.15-16,及p.15的注19
[7]梅因:同注1引书,页16。拟制(fictio)一词,诚如梅因所言,在旧罗马法中,是一个辩诉的名词,表示原告一方的虚伪证言是不准被告反驳的,其实是为了给予审判权。(梅因:同注1引书,页15。)梅因用“法律拟制”一词,主要指的是一种解释的手段。
[8] 盖尤斯对此有完整的描述,拟诉弃权(in jure cessio)以如下形式进行:在罗马长官(magistrate),例如大法官(praetor)的面前,买方抓住标的物说:根据公民权(title quiritary),这个奴隶是我的财产,然后,大法官质问被告,是否作出相反的要求(counter-vindication),根据被告没有否认或沉默不语,大法官将此物判给原告,这一过程叫做法律诉讼(legis actio)。它也可以在行省的总督前进行。(Gaius, Institutes, II, 24, 转引自Charles Sumner Lobingier:同注3引书,p. 98)。
  通过拟诉弃权转让所有权的方式被《十二表法》确立下来,《十二表法》第六表第七条规定:凡依“拟诉弃权”的方式转让物件的,与“要式买卖”一样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周枏译:“十二表法”,载安徽大学法学院编:《安徽大学知名法学教授论文选》,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2。)后来,罗马人用一种类似拟诉弃权程序(producure)来解放奴隶(Manumission),收养(Adoption),指定监护(Tutelage),转让财产权利和创造地役权(servitudes)等。
  至于“拟诉弃权”创立的原因,就笔者阅读所知,有两种不同说法。第一种是为了避免要式关系的繁琐程式。(参见周枏:同注2引书,页18),第二种是为了创设他物权(jura in re abiena)。([]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页62,注3) 该注引用了盖尤斯的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朋友的帮助下实现同样标的物的取得(例如采用要式买卖),干嘛要去找大法官呢?
[9]周枏:同注2引书,页45,又可见R.W.LeeThe Elements of Roman Law, London Sweet & Maxwell Limited 2 & 3 Chancery Lane, 1956, p.9
[10]在古罗马,辨护人(advocates)的职责主要是在法庭上进行雄辩(argument)(如同苏格拉底式的辩术),他们并不是因为精通法律知识而受人瞩目(参见R.W.Lee:同注9引书,页10)。西赛罗(Cicero)可谓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主要兴趣与其法是针对着法学,不如说是倾注在以理服人的艺术上。(参见 []巴里·尼古拉斯:同注8引书,页27。)
[11]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页103.
[12]R.W.Lee:同注9引书,页10;又可见周枏:同注2引书,46
[13]参见梅因:同注1引书,页16
[14]梅因:同注1引书,页20
[15] 在这里,有必要对大法官和法学家的关系作一个说明,就笔者阅读所知,有如下介绍:
  1)大法官本身是一个法学专家,或者是一个完全掌握在都是法学专家的顾问手中的人……每一个罗马法学家都焦急地在等待着,有一天时间到来,他能充任或掌握这个伟大的司法高级官吏。(梅因:同注1引书,页 37。)
  2)他(指法学家)有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官,特别是在元首制(即帝政)后期,地方行政长官(prefectures)取得了广泛的司法权力,而这项权力是由著名的法学家(lawyers)所掌握。(参见H.F.Jolowicz,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Cambridge, 1954, p.385.
  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 []巴里·尼古拉斯:同注8引书,页27;周枏:同注2引书,46William C. Morey :同注5引书,页127等等。
  据此我们可以推出:大法官和法学家的界限是模糊的,尽管可能会有大法官本身不精通法律的情况,但他有关法律方面的观点和意见(如大法官的谕令)肯定也包含着法学家们的智慧。
[16] 古罗马时期,诉讼分为两个阶段,法律审阶级和事实审阶段,大法官负责的是第一阶段,即决定是否需要立案,是否需要审判。事实审阶段则由审判员负责。(周枏:同注2引书,页56。)
[17] 在这种诉讼里,诉讼请求只能按照五种制定法承认的方式之一提出,这五种方式是宣誓式,请求指定推事式,请求返还式,拘押式,扣押式。(参见周枏:“《罗马法》书评”,载安徽大学法学院编:《安徽大学知名法学教授论文选》,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16。)
[18]参见梅因:同注1引书,页27—29


这种紧张的关系的缓和,是在公元前149-126年间,《艾布体亚法》(Lex Aebutia)给予了大法官制定诉讼程式的权力,法律诉讼变成了程式诉讼。这种诉讼制度的特点是:它为每个诉讼原因规定了一种专门的诉讼形式,而且每个诉讼都采用一套用语或者叫程式(formula),这套程序就构成诉讼程序。大法官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通过发布谕令,为处理案件提供新的程式。[1]这种权力使得大法官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法律创制权,他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对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根据客观需要进行补充,甚至还可以纠正法律的不合理之处。[2]大法官通过谕令,采取了一种原始的“衡平”(Equity[3]方式来解释延用法律,即采取了一些比实证法(positive law)更广泛和更自由的法律规则。[4]而这些规则,用梅因的话说,实际上就是罗马同外来移民所出生的意大利各个不同社会中共有的法律规定。[5]也就是最初的万民法(Jus Gentium)。由于谕令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法学家们解释和评论的主要对象。在这些谕令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拟制的影子,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时效取得(usucapio)的发展。《十二表法》第六表第三条明确规定,使用土地的,其取得时效为二年,其他物件为一年。[6]根据罗马人对物的分类,物分为要式物(res mancipi)和略式物(res nec mancipi)。前者包括奴隶、牲畜和土地等。对于要式物,只能通过要式买卖(mancipatio)或者拟诉弃权(in jure cessio)的方式加以转让,简单的交付(它是当时各种让与方式中的唯一共同要素)依据公民法(Jus Quirities)不足以使所有权的转移成立。《十二表法》对时效取得规定使得通过简单的交付取得要式物的人可以弥补其权利方面的缺陷。但在时效未充成前,出卖人或其他人仍然可能对其权利进行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官允许买方提起布布里其安诉讼(actio publiciana),即在未完成时效时,该程式以虚拟方式推定原告已经在连续一年或二年的时间内占有该物,使得原告得以所有人的身份提起返还所有物之诉。这样一来,通过简单的交付方式取得要式物的人,实际上是所有权人了。[7]通过对十二表法的“衡平”解释,促进了时效取得制度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衡平,也是以拟制为基础的。
在罗马进入帝政时期,法律渊源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帝政前期阶段,皇帝的敕令(constitutiones principium)已经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而由于成文法的增多,习惯法的作用已不再那么主要了。其它的法律渊源还有议会立法,元老院的决议,长官的谕令(已经被固定下来),法学家的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8]到了帝政后期,法律渊源只有敕令和被皇帝认可的法学家[9]的学说。法律逐步走向成熟,进入了法典的编纂时期。在帝政时期,斯多葛(Stoic)哲学对罗马法学产生于广泛的影响。[10]这种影响并非是道德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于对自然法是民法(civil law)道德基础的信仰;在于对理性(reason)是民事行为(civil action)引导的普遍认同;在于根据自然平等的原则来解释法律义务的方法之普遍适用。[11]衡平(equity)在这时也发生了演变,原先大法官从普遍风俗中发现并成为现存法律一部分的实证衡平(positive equity)的基础上补充法学家们的自然衡平(natural equity)。这种自然衡平,被认为是一种道德标准,据以确认现行法的特征,并要求最大限度地得到遵守,它是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上的。[12]在法学家看来,只要进行合理的解释,就可以发现与自然衡平相一致的法律理性。首先,为了防止语言过于松散而容易变得不确定,过于专业化和技术化则会使希望求诸法律保护的人产生错误理解的矛盾,法学家们采用了下定义的方式,这些定义精确而且便于理解,同样对法律解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方式与他们的信念,即法律的目的在于促进,而不是阻碍公正(justice)是协调一致。其次,在解释中适用了相应大量的衡平规则,第一,如果法律之精神与法律的字面含义明显相悖时,应当遵从法律之精神。第二,法律的字面含义可能产生不止一种解释时,遵从产生损害最少的解释。第三,当某一特殊的法律规则很可能被不公正的适用时,必须参考其他类似的规则甚至是相关这一主题的所有法律的精神,法律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每一部分的解释必须参考其他部分。再次,他们创造出大量的法律格言(legal maxim),他们认为这些格言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是理性的体现,它们建立于事物的本质(nature)之上。例如,“自然法所禁止的不能被制定法所确认”,“根据自然法,没有人可以通过他人的损害而获利”,“时间之流逝,并不能消除起源乃邪恶之物”。这些法律格言,决定着法律各领域具体规则的运用,从而使法学现出逻辑的一致和实体的条理性。[13]
落实到具体层面,法律可能会过宽或过窄,而不能精确地适用具体的案件。当时主要有两类相应的解释方法,限制解释(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和扩大解释(extensive interpretation)。正如尤里安努斯(Julianus)所说:“法律和法令不可能适用所有的案件,只能是那些最常发生的案件。”因此,弥补法律这种根源其一般性的缺陷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法律一旦制定后,必须通过解释或君主的敕令使其更加明确。”正是通过对其一般条款限制性解释的方法,法律得以适应特殊案件。扩大解释则适用于如果遵循法律的字面含义,则无法涵盖所有案件的情况,其前提在于坚信立法者的意图在处理类似案件中可以得到体现。[14]
可见,自然衡平的时期,古罗马的法律解释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法学家们在解释法律时,在宏观上把法律看作一个整体,以法律格言作为上位阶的指导,并有了具体的衡平规则。在细节上,他们已经意识到法律语言的重要性,也有了相应的对策。落实到具体层面,已经有意识地运用相应的法律解释方法,科学精神也已经通过法律解释注入法学之中。
在帝政时期,自优士丁尼(Justinianus)皇帝即位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法规整理工作,并进行了全面的法典编纂活动。在其完成法典编纂后,认为法典已完美无缺,于是明令禁止对法典进行注释和评论。[15]对法典进行大规模的注释要到12世纪初,罗马法复兴时期,通过前期注释法学派(12世纪初-13世纪中叶)和后期注释法学派(13世纪中叶-16世纪初)的工作来完成[16]


[1] []巴里·尼古拉斯:同注8引书,页23—24,有关于程序诉讼的典型例子。
[2] 参见周枏:同注2引书,42
[3] 称之为原始的“衡平”,是因为罗马人的衡平观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最初时,它指的是“平准”,即指法律可以适用于罗马社会市民之外的一个阶段(包括外国人甚至奴隶等),实际上就是万民法的观点,后来,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它演变成为一种“公平”、“正义”的理念,即自然法的观点。(参见梅因:同注1引书,页34—34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页114)。
[4] 参见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113
[5] 梅因:同注1引书,页29
[6] 周枏译:“十二表法”,载安徽大学法学院编:《安徽大学知名法学教授论文选》,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页131
[7] 参见Gaius, Institutes, IV, 36, 转引自Charles Sumner Lobingier:同注3引书,页96—97;周枏:同注2引书,页307—308,页318—330[]巴里·尼古拉斯:同注8引书,页109,页126—134;梅因:同注1引书,页29。当然,实际上,时效取得制度要复杂得多,笔者在此只是简单地概括出其要点。
[8] 参见周枏:同注2引书,页50—55[]巴里·尼古拉斯:同注8引书,页21-22
在奥古斯都时期,给予一些著名的法学家以“公开解答权”,他们的法律解释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在哈德里安努斯帝时期,法学家尤里安(Julian)奉命对谕令进行最后修改,在此之后,人们就再不能对之加以变动。大法官也不能颁布新的谕令。大法官法只能够通过法学家对谕令所作的解释和皇帝给予新的救济手段来寻求发展。
[9] 他们是盖尤斯(Gaius),帕披尼亚努斯(Papinianus,乌尔披亚努斯(Ulpianus,保罗斯(Paulus)和莫德斯体努斯(Modestinus)。
[10] 关于罗马人为什么接受斯多葛哲学,梅因:同注1引书,页31—32有很好的介绍。
[11] 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页110
[12] 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114
[13] 参见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116—122
[14] 参见William C. Morey,:同注5引书,122—124
[15] 参见周枏:同注2引书,页63以下。虽然事实上还是有如《巴西尔法律全书》(Basilica)等这样的法律注释作品,但官方的意见毕竟会给法律解释带来很大的影响,享有法律解答权的法学家也只有五位。可见,这一时期法律解释不会太发达。
[16] 郭华成:《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页14—24


表ⅰ
 参数
 
政治
发展阶
法律发展阶段  
法律渊源
解释主 体
解释的主要对象
解释手段(方法)及特点
法学发展历程
社会情况
自然法
王政时期
习惯法(神法和民俗)
祭司
习惯法
法律拟制
法律由祭司团掌握,处于秘密时期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奴隶制不发达
共和国时期
习惯法
十二表法
大会立法长官法(最主要是大法官谕令)
法学家的解答
祭司
法学家
大法官
十二表法
大法官谕令
法律拟制
法律解答(以拟制为基础)
原始衡平(以拟制为基础)
公元前307年,法律公布于众之后,法学家阶层出现,法学成为进行科学研究之学科。《艾布体亚法》使大法官获得了创制法律的权力。是法学产生和发展阶段。
罗马忙于对外扩张,战事频繁,奴隶制日益发达,简单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万民法
帝政前期
皇帝赦令
议会立法
长官法
法学家的解答(一些享有公开解答权)
法学家
大法官
谕令
自然衡平(自觉地运用法律术语,解释规则,有了明确的解释方法)
受理性精神影响,解释方法手段日益成熟。法学家享有公开解答权,法学出现不同流派。是法学的鼎盛阶段。
商品经济空前发展。
帝政后期
敕令
法学家的解答(五大法学家)
法典
法学家
谕令
自然衡平
 
法律已进入法律编纂时期,谕令已被固定下来,不能加以变动。只有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法典编纂完成后,明令禁止对其进行注释和评论,是法学衰落阶段。
帝国分裂,基督教盛行,经济倒退。
 
(一)   法律解释和法学
从表ⅰ可以看出,罗马法学的发展与法律解释有密切的联系。在表ⅰ的基础上,表ⅱ进一步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法律的重大事件
法律解释
法学的发展变化
公元前307年法律公开化
解释法律的权利不再由祭司垄断
法学家阶层出现,法学产生
公元前149-126年《艾布体亚法》颁布
大法官获得创造性解释法律之权
法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奥古斯都授予一些法学家以“公开解答权”
法学家的法律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法学出现不同流派,法学达到鼎盛时期
《学说引证法》颁布;《常续谕令》出台;法典编撰
有法律解答权的法学家人数受限制;谕令被固定,大法官无权创造性解释法律;法典严禁注释和评论
法学衰落
从上表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法学发展变化的标志性事件都与法律解释有关。在一定程度上,罗马法学就是法律解释学。在解释法律的权利开放之后,罗马法学获得了生命,通过大法官和法学家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罗马法学不断地发展。在法学家的解释得到官方的承认后,法学发展达到了顶点,并出现了不同的法学派别。随着官方对法律解释的限制,法学也走向衰落。
二 法律解释和法律渊源,社会情况
从表ⅰ可以看出,古罗马的法律演变大致沿:习惯法——制定法(十二表法)——衡平法(以大法官的谕令为代表)——法典 这样的轨迹,其稳定性可以用表ⅲ表现出来。

*            ·
                              优士丁尼法典

 
            十二表法

 
 
    法律渊源的发展变化
其主要原因,在于罗马社会是从小农经济社会——简单商品经济社会——简单商品经济发达社会这样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对过去风俗习惯总结的《十二表法》出台以后,法律曾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程度。但社会的变革使得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十二表法》显然无法与社会情况相适应,而当时一方面立法技术不甚发达;另一方面来人民所要求的也不是变更法律,他们只要求能很容易地执行法律[1]。在这种情况下,法学家采取了法律拟制的手段,通过法律解答的形式对法律(主要是《十二表法》)进行解释。在《艾布体亚法》授予了大法官制定诉讼程式的权力后,大法官的谕令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主导力量,法律解释的重心也放在谕令之上,他们采取了“自然衡平”的手段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律也从制定法阶段过渡到衡平法阶段。法律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一直到法典编撰时期,随着谕令的固定,《引证法》对有解答权的法学家人数的限制,乃至在法典编撰后,对其注释和评论的禁止,法律重新到了一个稳定时期。
可见,罗马法律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的适应是以法律解释为媒介的(特别是从制定法——衡平法)。法学家对《十二表法》的解释使之能够适应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式诉讼”的产生使得大法官得以创制法律并上升到了“司法性立法”的高度,法学家对其注释无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方面,这些解释使得法律与社会更加协调;另一方面,它们对法典的编撰积累了相应的资料和立法的经验。《优士丁尼法典》的出台,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结束语
    古罗马的法学家们的聪明才智是令人叹为观至的,他们通过法律解释,构建了法学的大厦;通过法律解释,改变了法律的渊源;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与社会相协调。也许从今天来看,通过法律拟制来解释法律,无外乎是一种法律的规避,但如果将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则会深深地理解:没有这种手段,法律不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当法学家们自觉地运用“自然衡平”来解释法律时,我们则已经可以看到现代法律解释的影子。现代法律体系以罗马法为滥觞,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支,从大法官谕令和《优士丁尼法典》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大法系的源头,而它们,无疑是建立在法律解释之上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一段法律解释的历史,其意义,也许不仅仅限于法律解释本身。
 
《法大评论》第二卷,2003


[1]参见梅因:同注1引书,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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