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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明:《什么是全球史》译后记  

2010-03-15 14:23: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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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球史》译后记

刘文明

   《什么是全球史》是柯娇燕教授的新作,她谦逊地说这本书只是入门读物,篇幅也不长,但在我看来,内容却非常丰富,知识容量也相当大,有点像压缩饼干。幸好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她请教和沟通,这样,历经数月,终于完成了这项不算艰巨但也绝非易事的翻译工作。

  在本书中,柯娇燕教授对宏观世界史的编纂理念与实践进行了学术回顾与梳理。从西方的学术发展轨迹来说,对普世历史的思考与实践,经历了从《旧约圣经》中《创世记》对人类起源的宏大叙述,史密斯等人主张的文化传播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普世历史理论,到今天麦克尼尔、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人对全球史的探索与建构。柯娇燕教授将这一发展过程概括成四大范式,即分流、合流、传染、体系。以此为基础,她进一步评述了当今全球史研究中的不同流派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全球史作为新兴的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至今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也存在着较大争议与分歧,各种研究范式正在形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柯娇燕教授从学术回顾入手,从宏观世界史的学术传统来理解什么是全球史,具有启迪意义。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全球史并不是西方史学家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学术的历史与根基。

  当然,从今天全球史的发展状况来看,柯娇燕教授在这本篇幅有限的著作中对全球史的评述,并没有囊括所有全球史的编纂实践。她主要沿着普世历史中宏大主题与宏大叙述这一主线,评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宏观世界史作者及其著作,而对于全球史研究中的另一种探索与实践――“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则仅仅有所提及而没有展开评述。比如,她提到了马熙乐关于丝绸,马克·库尔兰斯基关于盐,斯泰勒及其同事关于玉米,巴巴拉·弗里兹关于煤炭,威廉·麦克尼尔关于舞蹈和操练的研究,也许由于这种全球史的编纂实践正处于初步探索之中,将其作为一种范式来评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她在本书中没有展开讨论。关于这种全球史的研究实践,英国沃里克大学“全球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同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一些人从物质文化入手进行全球史研究,从商品的流动来看全球性,比如对景德镇陶瓷的研究,从陶瓷的世界性来看景德镇的世界性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种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破除了人们对全球史的一种误解,即认为全球史研究不需要原始资料,仅凭二手资料即可。实际上那种主要依靠二手资料进行宏大主题研究的全球史,只是全球史范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全球史犹如社会史一样,既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范式,而是在相似的理念下存在着多样性。“以小见大”的全球史范式,将全球视野下的个案研究与原始资料运用结合起来,使得全球史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种研究方法,尤其对于刚刚进入全球史领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经常使用但容易造成误解的概念,比如universal和modern两个词。这些概念,如果翻译中处理不恰当,可能会误解作者的本意,也会造成读者的困惑。因此,这里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及理由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在本书中,作者经常将universal history、world history、global history等概念同时使用,相应地,我将它们译成“普世史”、“世界史”、“全球史”。西方学者经常用这三个概念来表述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上,将world history译为“世界史”,global history译为“全球史”,在国内都有较高的公认度,而对universal history的翻译却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在国内的相关译著中,有“世界历史”、“普遍历史”、“普世史”等几种译法。我认为,对于一个概念的翻译,要将它置于文本情景中来理解。在本书中,将它译为“普世史”可能比较恰当,这样以区别于“世界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这一概念曾为康德、席勒和黑格尔所使用,带有历史哲学的色彩,把人类历史当作受某种规律支配下具有一致性的整体。所以,它与world history的含义虽没有本质区别,但其所指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强调的是世界历史作为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与一致性,核心是“人类”,而不像world history强调从空间上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核心是“空间”。我认为,global history应该具有上述两种含义,既注重世界作为一个空间的整体性,又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关性,因此全球史也就是“地球村”及其内部关系的历史,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人际、族际、国际或文明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全球史与环境史又变得密不可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兴的全球史是以往世界史和普世史的延续、综合与发展。

  Modern一词按照字典有“近代的”和“现代的”两种译法,在以往的翻译中,大多根据文中使用情境,或译为“近代的”,或译为“现代的”。但我在本书中将modern一概译为“现代的”。相应地,将modern period译为“现代”或“现代时期”,early modern period译为“早期现代”,pre-modern译为“前现代的”,modernization译为“现代化”,modernity译为“现代性”。

  我这里将modern译为“现代的”,并不是说不能译成“近代的”,使用“现代”一词,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在文中出现混乱和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如果根据文中情境,时而表述为“近代”,时而表述为“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中国人的思维和理解来附会modern的含义,有望文生义之嫌,也许作者在使用它时是没有这种区分的。“近代”和“现代”在中国的历史学中,虽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内涵,但主要是一个时间范畴,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和距离我们远近而进行的区分。但欧洲的modern,除了意味着一个时代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种社会属性,即通过modernization而具有modernity的社会,便应该属于modern period。实际上,用一个概念来表述一个历史时期,本质上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这一时间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特性。因此,理解modern不能抛开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两个相关概念。在欧洲,modern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反映的是这个时期具有以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指标来衡量的社会特性,不具有这一社会特性的历史时期,便不能称为modern时期。因此,将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的modern时期分割成“近代”和“现代”两个反映不同社会性质的概念,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在欧洲的历史分期中,经典的表述是classical、medieval、modern三个大的时期。modern period表示的是具有modernity的社会阶段。因此,它只意味着一个概念,要么用“近代”,要么用“现代”,要么用“近现代”。那么,我为什么主张选择“现代”而不选择其他两种表述方式?因为,我觉得用“现代”不至于引起概念的混乱。当然,当modern单独出现于文中的时候,无论怎样翻译都不会引起混乱。但当它与pre-modern、modernization、modernity等同时出现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众所周知,这些概念并不仅只是历史学的概念,尤其是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几乎是整个社会科学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而在其他学科中,用“现代化”和“现代性”来表述这两个概念是较为公认的译法。如果历史学著作中将其译为“近代化”和“近代性”(其实也有少数学者这样用),并不是说不能这样用,而是觉得在学术对话中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当今是一个跨学科交流繁荣发展的时代,历史学当然也要置身于这一潮流之中。但历史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话语权方面似乎处于劣势,“近代”一词的使用空间在繁荣的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小,尤其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越来越突出、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主题的时候,“近代”一词被逼到了墙角。因此,我觉得,顺应跨学科交流的大潮,使用“现代化”和“现代性”是比较恰当的。既然如此,modern period也就译为“现代”比较合适。否则,用“近代”来表述,当上述概念同时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近代”社会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就会增加读者的理解困难。

  近年来,一些欧美学者在运用early modern这一概念时,常与Europe、world等词汇连用,形成early modern Europe、early modern world等特定概念,early modern也逐渐有所特指,大致相当于15至18世纪。因此有学者提出,early modern也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时期。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为“早期近代”。这种译法是以modern译为“近代”为前提的,因此我不主张采用。但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习惯,我曾试图将early modern一律译为“近代”,将modern一律译为“现代”。然而,当Pre-modern、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几个单词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这种译法又行不通了。因为在early modern时期也有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的问题,而且,如果将pre-modern译为“前近代”,当它与modernization一同出现时,也出现了问题。因为,pre-modern社会通过modernization可以变成modern社会。如果按习惯译成中文,“前近代”社会通过“现代化”(如果我们不用“近代化”)变成了“近代”社会,这叫读者如何理解?或者译成“前近代”社会通过“现代化”变成了“现代”社会,那这个社会是否意味着跨越了我们大脑中的“近代”?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我将pre-modern译成了“前现代”,early modern译成了“早期现代”。当这些概念同在一本著作中出现时,翻译必须明确,有所区别,模糊的办法是不能蒙混过关的。因此,我认为译名必须统一,不能根据文中情境和所指时段而给予不同的名称。这就好像孪生兄弟数人,当他们分散于各种场合时,即使把他当作其兄弟叫错了名字,也能将他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一旦兄弟数人聚于一堂,精确使用名字就变得重要了。

  我有时候想,为什么在中国历史学的分期中,会有“近代”和“现代”两个相关的概念?这种分期话语也许与日本史学和前苏联史学的影响有关。日本将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称为近代,日语中有“近代”和“近代化”,但没有“现代”和“现代化”这些词语。因此日本历史分期一般是按照古代、近代、当代。(如果中文版日本史中出现了“现代”或“现代化”,应该是从日语的“近代”或“近代化”翻译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或“现代化”。)所以,日本历史中干脆不用“现代”一词,这样不会有混乱。但也许他们所使用的“近代”概念,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史的分期受到了前苏联史学的影响,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来划分近代与现代,成了以往中国的世界通史分期的标准方法,因为当时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政治史的分期标准取代了多维的历史分期标准。这种影响,至今仍渗透于汉语“近代”这一概念之中,比如《高级汉语词典》对“近代”一词的解释是:“(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我国现在通常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解释,对于一个经济史、文化史或全球史学者来说,可能难以接受,或者至少是一个没有弹性的概念。即使从政治史的维度,按照第二种释义,如果我们认为现在西方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岂不是要将它们界定为仍然处于“近代”?因此,从全球史和跨学科的视野来理解modern并避免引起误解和概念使用的混乱,也应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当然,这个概念就像“feudalism”一样,即使知道问题的存在,却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

  本书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的工作任务之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刘新成教授、夏继果教授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同时,当我在翻译中遇到疑问时,作者柯娇燕教授也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先生积极支持本书的翻译出版,做了不少工作。另外,郭丽琴同学帮我登录了参考书目和索引,为我节省了宝贵时间。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涉足全球史领域的时间不长,水平有限,翻译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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