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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秦始皇“禁不得祠”乃佛寺说质疑  

2010-04-01 23:37: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来自于:http://www.hanyimin.com/post/1216.html

岑仲勉先生文章网址:http://www.fjdh.com/wumin/HTML/78844.html

秦始皇“禁不得祠”乃佛寺说质疑

2010年3月31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在《文博》2009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秦始皇时代,而非人们所熟知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整整提前了200多年。韩伟先生去年还在凤凰卫视《考古中国》节目上与王鲁湘谈及此一发现,并说他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解读出“不得”乃Buddha的译音,乃前人未发之覆。如果此发现无误,当然是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发现。找出韩伟此篇考证文章,我虽然于佛教传入中国知之甚浅,但也不得不怀疑韩伟的结论。下面通过梳理他所列出的依据,一一列出自己的疑问。

对于韩伟来说,最重要的证据无疑是《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的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韩伟认为不得即是Buddha的译音,而不得祠,就是佛寺,因为当时负责接待西域及以外各国的是鸿胪寺,各国来到秦国的人都住在寺内,久而久之,佛祠也就演变为佛寺。并云,此事与当年发生的攻略百越、斥逐匈奴等大事并列,可见当时乃一件大事,佛寺之禁,不仅在秦都咸阳,全国其他地方自然也是令行禁止。正因如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在典籍里绝无记载,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始,才又逐渐在中国兴盛起来。

应该说,研究这两个词语言的对音关系,是韩伟整篇文章立论的基础。但这个立论无疑是很可疑的,首先缺乏东西方语音学的比较,就简单地在两个词之间画上了等号,进而缺乏相关的证据,明显是属于孤证。以如此薄弱的论证基础,进一步推论,当时秦始皇如何禁止佛教,以及佛教的衰落。除此而外,他依据鸿胪寺来推断佛寺之名的来源起自秦始皇时期,更是缺乏基本的官制知识。据杜佑《通典》卷二十六“鸿胪卿”记载:“《周官》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秦官有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汉改为鸿胪。”如此说来,秦始皇时代根本没有什么鸿胪寺,何来佛寺之说?即令两者有关联,也应该是汉代的事情了。

韩伟还认为,印度阿育王弘扬佛法,乃是佛教在秦始皇时期到达中国的重要动力。阿育王自感杀戮太多,转而信奉佛教,把佛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送往世界五大洲供奉。“从公元前366年阿育王弘法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佛教在咸阳地区设祠奉祀,其间相距152年,这是完全可能的。”这又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推测之词,最为可笑的是,韩伟在此言之凿凿的阿育王弘法之年,竟然差得离谱。查晏绍祥《世界上古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阿育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269-前232年,毫无疑问,韩伟想要用一百多年的时间来说明有充分时间传播至秦朝,但孰知不过是粗疏至极的一厢情愿。

为了说明阿育王弘法是有交通条件的,韩伟进一步指出,考古出土材料标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已经有一条商贸交通道路。这应该是可信的,毕竟大月氏人由河西走廊西迁至今中亚、南亚的过程就能说明问题。但是,韩伟用的材料和相关论证,可就实在太不高明。比如,他说,最明显的例子是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拉丁文式的符号,进而下结论说,这些符号与中国表意文字没有关系,很有可能制陶者的族属与西方有关。这太荒谬了。半坡文化的年代距今6800-6300年左右,那是西方文字的两个源头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还都没有出现,更不用提什么要到三、四千年以后才出现的拉丁文字。

不想再多说了,韩伟的整个论证都建立在很不确定的孤证之上,而且充斥着缺乏证据的推测和常识性的知识错误。这样的所谓考证,或许可以说他大胆、有想像力,但恐怕与扎实的学术研究,就相去甚远了。

但韩伟的所谓考证,还有有违学术规范之处需要说明。因为韩伟不止在一个场合宣扬他的这一全新的发现。但殊不知,我们只是简单地在网络上搜索,就可以知道,自从民国年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推测“不得祠”即佛寺,并认为佛教在秦始皇时代即进入中国后,先后有陈寅恪、傅斯年、向达、马元材、汤用彤、岑仲勉等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见《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之《史记之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五册之岑仲勉《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汤用彤全集》之《汉代之佛教》等)这些问题我虽然看不大懂,大部分论著甚至没有找到,但据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学者对于中西字音和文献的搜罗及解释,已经相当深入,远超韩伟的所谓考证。但偏偏韩伟在平日的访谈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前人的研究和贡献,一味强调是自己的发现。这或者说明韩伟的谫陋无知,或者说明他有意掩盖前贤之贡献,以突出自己在学术上的所谓创新,二者必居其一。前者可谓无知无畏,后者则可谓缺乏学术良知。

限于自己对于问题了解太少,尤其是这方面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方面的探究,实在过于专门,无法判断秦代是否即已有佛教传入中国。个人认为,尽管大部分学者在民国时期对此持否定态度,但从证据的角度来看,也很难断然否决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本文目的并非讨论佛教传入问题,而是韩伟的学风问题,一个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前任所长、研究员,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值得我们反思。

感谢杨明洁、张洵两位同学帮助搜索网上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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