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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及发言摘登  

2010-06-05 20:38: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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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近几年来,“阅读历史”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热点,其中有一个趋向耐人寻味:以“中国史阅读”为主流,“世界史阅读”相对清冷。就北京大学出版社“逆潮流而动”,组织一批专业史学工作者推出《未名外国史丛书》,向读者介绍、传播世界历史、文化知识和理念,期待在读者中掀起恰当的 “世界历史热”。丛书首批三本《1917年俄罗斯纪事》、《美国改革的故事》、《玛雅人的后裔》推出后,引起了媒体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近日,丛书编辑委员会举办《未名外国史丛书》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与来自南方周末、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博览群书杂志社等知名媒体的代表们齐聚万圣书园,就世界史普及与传播工作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和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文化多元交融的全球化时代,了解、掌握世界史的知识和理念是当代中国人必须补上的一课,《未名外国史丛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大国崛起》学术指导、《未名外国史丛书》编委会主任钱乘旦指出,在当代中国,世界史的普及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开放的阶段、融入世界的阶段,如果对世界历史没有了解、没有思考的话,很难去获得一个有力的参照从而理解、思考当代中国的现状。

 

           

首都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小凌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已30年了,然而大部分国人,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国外的知识,仍是一知半解,在写一些看法、建议之类旁征博引地做一些比较时,只要举外国历史或者现实的例子,常常是错的,或者有误解。这种情况频频出现,不仅是闹笑话,更会对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恰当地认识他人,也就不可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教授指出,近年来出现的历史阅读热当中的中国史热、世界史冷的现象会造成我们国民阅读知识中的一种严重失衡。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平等的多种文明相互了解、渗透的一个过程,人类文明是共性的还是特殊的、永远无法通约的,有没有最基本的普及价值,人类社会有没有应当遵守的一些根本的底线,这些问题恰恰是进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碰到的基本问题,我们学习、了解世界史一方面要去了解别的民族、文化与我们自身不同的特点,更要了解世界历史当中蕴含的人类的普世性的价值。

 

                     

 

当前大众历史读物出版市场主要由所谓的民间、草根写手占据主导位置,同时读者当中也普遍存在一种游戏消遣的阅读心态,《未名外国史丛书》以专业史学工作者为写作主体,专业史学工作者给大众写史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能否吸引读者,在图书市场上开辟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对此,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钱乘旦教授指出,与读者惯常读到的通史与专题史相比,这套丛书体现出了自身鲜明的特点:首先,就是选题紧追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和研究趋势、力求把表现当代历史学的最新的历史思考的课题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知识形态。因此很多新奇的题目和材料是读者闻所未闻的,这一点对读者构成了相当的吸引力;其次,这套丛书选题凸显意义,每个题目虽小而具体,但却有相当历史和文化的内涵,能够读解出丰富的意义引读者思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题目的设计基于一种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关怀,讲的虽然是外国历史,但却对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强有力的参照。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是这套丛书风格定位,也应该是历史学科学术普及应该达到的层次和标准。北大历史系王新生教授以近几年在日本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德川家康》系列为例,指出一种历史读物在某一时段畅销往往由于两种因素:首先,迎合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反映了特定社会心态;其次,文笔生动活泼,有大量的饶有趣味的细节和情节。《未名外国史丛书》在立足于史实的基础上对国外历史进行趣味性和故事性的解读,既有别于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别于那些夸张的演绎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可能像《德川家康》那样受欢迎,但肯定能够吸引读者。

 

                      

北大历史系李剑鸣教授认为,对普通读者而言,学习、阅读世界史固然重要,但更多的人还是基于兴趣。把本来很枯燥很陌生的东西写得很有趣,很可读,读者自然会有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应该去发现故事,然而这对于职业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职业史学家所受的训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言必有据,证而有信。《未名外国史丛书》的作者都是受过扎实学术训练的专业学者,与业余写手写历史的区别就在于——要立足于提供相对可靠的、可信的、经过学术界检验的知识,但是追求严谨科学的学术性与让读者易接受的可读性之间恰恰存在矛盾,因此,对学术性与可读性二者加以调和应是作者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努力的方向,也是编委会专家们在指导作者写作时所应重点着力的问题。

 

                       

郭小凌教授谈到,20世纪以来国外史学最大的进步就是新史学,新史学当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社会史,然后让多学科应用到这个社会史当中,而《未名外国史丛书》的选题很大程度是紧跟这样一个国内史学和国外史学发展的新的趋向,用具体的史实和具体的人物去介绍外部世界。这就比习见的那些宏大叙事的主题更加适应普通读者的欣赏水平,让他们在轻松当中阅读,获得新知。

对北大社不迎合市场、“逆潮流而动”的出版举措,与会学者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北大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杨书澜谈到,目前,转制后的出版社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无可非议,但是,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不能仅仅追求利润,还应该有文化担当意识,应该与学者一起,自觉地承担起这套丛书所以能顺利推出,离不开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出版社领导具有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世界史学者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编辑的出版理念。正是由于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一套优质的学术普及读物才能够诞生。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历史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所谓的世界历史就是,除了中国史以外的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我觉得世界历史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第一,一般中国读者往往对中国历史接触的更多一些,知道的稍微多一些,当然还是很欠缺,可是对于世界的历史、外国的历史知道的情况,应当说是相当的少,而这样的一个现状是不符合当代现状,不符合潮流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让社会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这对于我们中国走向世界,对于我们国民真正建立一种世界历史、全球历史观念都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重要的。第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当代中国有更好的理解,更深刻地观察当代中国,更深刻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问题的话应该去借鉴世界历史,而不是仅仅看中国过去发生过什么。我觉得如果对世界历史,其他国家的历史知识没有了解、没有思考的话,很难去思考当代中国的现状。所以从这样的一些角度去观察问题的话,向广大读者介绍世界史是很有必要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投入人力财力,非常重视的来做这样的书。我觉得是很有眼光,我认为这套书如果能做好,应当会很有影响力,事实上我想,已经出版的这几本书,已经开始有一些社会反响了。大多数读者的意见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下面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的来做这套书。让这套书能够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这个作用当初我们在设计上对它的期待值还是比较高的。能不能实现到那个期待值,还需要我们努力。从选题方面来说,我觉得这套书已经开始体现出它的特色了。它是靠近,或者说是紧追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和研究趋势,靠近前沿的课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另外,它充分地表现了当代历史学的最新的历史思考。因此我相信,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加认真地来做这件事,投入更多的精力,我觉得是能够做好的。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读者喜欢读什么样的历史

这些年来有关日本的书非常的流行。比如最近卖得很好的《德川家康》的多卷本的书,是非常好。当年写德川家康的这个作者的笔名叫山岗,实际他过去不叫这个名字。这个人1907年出生以后,一直做文化人,但是战前就被征兵到军队前线去写些东西鼓舞士气。占领时期是被剥夺公职的。当时他就想被美国占领了以后日本将来如何去做,日本的精神文化在什么地方,不能是完全美国化。所以他1946年开始动手写这部书。1950年开始在北海道新闻的晚版开始连载,一共连载了七千多回。1953年讲谈社将它编辑出册,到1967年正式形成了26卷本的这套书。最后发行了1000多万册。但是一开始出的时候这本书销售的并不理想,到讲谈社出到第1819卷的时候一下子销售得特别好,成为畅销书了,连续3年是畅销书排行第一。当时正好是1960年日本高速增长,遍地都是社长,就像我们现在的老总。因为那时候是靠美国发展,他们就读美国经营的书,可是读来读去看不懂,而且跟日本也不适合,所以大家回来看德川家康,看他的忍耐精神,那种决断能力,还有行动能力,用在经营上是非常的合适。这就像我们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也好,在日本非常流行的背景是一样的。日本人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用在商战,用在经营基础上,老板也把德川家康这本书当做一个经营的指南,正因为六十年代高速增长,然后出来了很多的老板,然后老板又读这个书,老板一读,那些想做老板的也读,就是那些白领也去读,最后弄得女性也在读,看看德川家康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出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畅销书了。大家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一本书的畅销也许有偶然成分,但一定有它的社会背景,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社会需求。此外,写得好看与否,能否挖掘到生动的细节也是历史读物能否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这套书的立意是非常好的,是介乎于严肃的学术著作和轻松有趣的大众读物之间的一套丛书,至少是立足于史实的基础上而对国外历史用趣味性、故事性的手法来描述的,它有别于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别于那些夸张的演绎的文学作品,这个定位是非常的好,历史可以是非常有趣、非常丰富多彩的。

郭小凌(首都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认识外部世界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改革开放30年了,这个开放的政策就是向外国开放。那么30年随着我们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了解,好像我们对世界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什么都知道。可是其实我觉得国人,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国外的一些事、知识,都是一知半解。因此,比如当写一些看法、建议之类的参考一些别人的建议、旁征博引地做一些比较时,只要举外国历史或者现实的例子,常常是错的,或者有误解。举个例子,前年的人代会上,宁波大学的一个校长提出应该停止高考,这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建议。他说外国、欧美没有一个统一的高考,高考害死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取消。他这是对外国国民教育的不了解。欧美国家虽然多数没有统一高考,可是考试不比中国少,甚至比中国多。学生要是学习不好考试过不了关,根本进不了好大学,那些有竞争性的大学都是要考试的。不考试的学校是有,比如说法国的巴黎大学是不考试的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进去,只要愿意。可是毕业的出路不行。法国的企业和政府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没有哪个愿意要巴黎大学的毕业生。都要的是巴黎高师,那都是考了又考的,进去以后还要考。或者是巴黎理工大学、综合理工大学这样学校的学生。这反映出中国人对世界历史或者现实的无知,因为现实是从历史脱胎而来的。我们现在在说话,零点零几秒的时间都会成历史,本来历史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虽然看上去我们有30年的开放,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对国外都是停留在皮毛的认识。我觉得,认识外部世界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古希腊一座神庙的墙上有一句箴言叫“认识你自己”。怎么认识我们中国人自己?光靠纵比不行。比如历史,先秦到现在,光举些例子从纵向来比较当然是一个必要的方面,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比较的对象太少,不能认识自己。比方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你要不和外部比,你怎么知道你开放的性质是什么?你这其实是整个世界农耕文明下的工业文明,或者现代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我们只不过是过程当中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你不和外国比,你可能就眼光很狭窄。因此我们要认识自己,就需要横向的、大量的比较。那么这一套小书,篇幅都不大,可是它是用具体的史实和具体的人物去介绍外部世界。这就比我们那些宏大叙事那样主题的世界史对普通读者,能更加适应他们的欣赏水平。让他们在轻松当中阅读,获得新知。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别的出版社好像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别的出版社也或多或少地做过这类的丛书,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出过《世界通史演义》,山东的出版社出过《古代的文明》这样一些书籍。但是我们这样的角度,就是从具体的人和事,从一个大的事件中选一个小事件,这是第一次。从编写的角度看,出版社要求这本书是学术性、艺术性还有启蒙性三性的统一。这是和一般的通俗性读物不一样的。我看现在最新出来的这几本书,作者都力求,有一定的内涵、有启示意义在里面。但是要做到科学性、可读性、启发性都结合在一起,其实难度挺大的。要是做得非常好,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家了。我们的作者可能多少水准有些差别,所以可能不能整齐划一,但是我觉得作者都努力去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套值得推荐的书。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应该去发现故事

大家读历史可能是出于两种动机,有的是因为要解决问题,但是更多的人我觉得还是出于一种兴趣。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可能更多地是需要去读历史书,比如中国的历史,就是必读的,不读是不行的。但是从兴趣的方面,很多人都没有兴趣去读这个专业的写作,因为他写的都很专深了。即便是专门做这个的,也不一定完全看得懂。所以更多的人读历史,是出于兴趣。当然有的人也会有这个知识的需求,像刚才大家说的,中国是一个开放式的国家,中国在走向世界。人的思考方式需要对照,历史方法是一种基本的方法,所以需要掌握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帮助他对很多问题进行定位。但是更多的人我觉得还是出于兴趣,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大家做这套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读者对这些题目有兴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书能够引领读者的兴趣。把两方面能够结合起来,如果本来是个很枯燥很陌生的东西,把它写得很有趣,写得很可读。可能读者就会对这个有兴趣,对这套书有兴趣。这样起到一个引领兴趣的作用,能够把这两方面做起来,能够做到这两点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在考虑这套书的作者的时候呢,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对这个问题有非常专深的研究的学者,而且有很成熟的思考,而且在学术上相对比较成熟的学者来做这个。但后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专业的史学家手头的专业性的工作都排得特别紧,后来发现其实有一批新成长出来的学者,特别是这些年培养出来的博士生,他们在走向教学的岗位,他们在做博士论文时候讨论的问题就已经很前沿了,并且积累了很多的材料。所以他们来做这些题目的话,应该说更有发言权。所以吸收了这些新生代的学者,他们的笔头可能更有活力,文字也更有弹性,可能写得更有可读性。后现代的史学理论认为,写历史其实跟写小说是一样的,都是在写故事。但是有一些稍微传统一点的史学家就不大认可这种说法,说我们确实是都是在写故事,但是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文学家是在发明、创造故事,而历史学家是在发现故事。这个发现是要从哪去发现,当然是要从史料和前人的研究当中去发现。要把历史丰富的东西发掘出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非常有趣,又非常可读的,充满智慧和思想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对于职业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职业史学家他受的训练就是牢记八个字:言必有据,证而有信。但是好多事情就是,完全都要证据,句句话都要有出处,有时候就很难把这个事讲得很有趣。比如在美国有一个历史学的学者叫史景迁的,他的很多书都译成了中文出版,但是他写的很多东西你去推敲,他其实好多是没有根据的。史景迁还算是个比较严谨的史学家,有个人采访他说,有人说史学是文学,他就说你得说这文学当什么讲,如果当做小说讲,那这个文学是非常不可靠的,不能跟历史结合的。他说如果你把文学当做文字的表述,要有可读性,要有深度,这种文学是能够成立的。所以他还是比较讲究证据,讲究史学的专业规范。但是即便是这样,他写的好多东西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还是有很多描写的成分、想象的成分、发挥的成分、引申的成分在里面。这个度怎么把握可能是写这个书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太严谨的东西不太有趣,不太能够调动大家的兴趣,但是要完全放弃史学的规范,不讲究证据,不讲究表述的准确性放开来写,就像现在流行的业余写手写史的办法,那么也就放下了我们职业史学家的身份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跟我负责的这些选题的作者交流的时候,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就是一定要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把握一个度,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我们所做的工作跟那些很善于写文章的业余写手写历史的区别就是,我们要立足于提供相对可靠的、可信的、经过学术界检验的知识,这种知识应该是可靠的,如果你放开来讲写的很有趣,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无根之谈,这就有点骗人了,就放弃了职业史学家的基本职业道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这三本书当中有一本就是《美国改革的故事》,我作为责任编委跟作者有一些沟通,当时讨论最多的就是,作者很善于写作,内容很生动活泼,但是他好多东西我觉得都是越度的,就是说他过于强调可读性,夸张渲染得过多,后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要把他拉回来,要他把拉回到平衡点上来,为这个我们之间相互沟通挺多的。现在看来他这个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他是受过那么多年史学的训练。尽管一开始他对书的把握更多地是倾向于生动有趣,要能吸引人这个角度考虑。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个平衡点,当然这一本书写出来是不是能站得住脚,能不能受到读者的喜欢,作者和怎么说也没用,还是要靠读者来检验。具体说到做美国部分的选题的时候,我们当时考虑,像做《美国改革的故事》其实最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从美国的改革当中找到美国的这个社会制度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必须要找到它的修补机制,因为任何制度任何体制都会出问题,美国现在又出了问题了。要在问题出现后找到它,并修补它,还要有用。

我们强调的有几个理念,一个就是民间的理念,就是这场运动是由民间发起来的,不是由政府推行的。是民间的机制推动政府不得不做,这样造成民间和政府相呼应,但是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过滤掉了很多民间的诉求,作为一个权力机构肯定要那么做的,但我们这本书中要强调民间的力量。第二个就是社会批判精神,这个是美国这个时期的特点,我在若干年前在一本书里讲过这一点,当然这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的东西。当时有些朋友看了就说,你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当时讲的问题就是经济大发展,但同时面临的问题是道德沉沦,社会失序,社会公平理念的丢失,政治腐败。这个在美国19世纪末同样地非常的突出,而美国当时那些知识分子、民间改革家,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批判和诊断,而且有机制、有渠道地把它披露出来。这样引起社会的重视,很多人自愿组织起来调查这个事情。然后提出一个对策,推动各级政府来做,调整政策、解决问题。这个是第二个社会批判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理念。第三个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当时的劳工的问题、移民的问题、童工的问题、贫富分化的问题、政治当中的腐败、贿选及城市老板和政客们操纵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个经济的公平,财富分配的公平,政治权利平等的问题。就是要追求美国社会怎么样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公平的这种理念。要说这书有什么背后的东西,就是要传达这三种理念,三种信息。但这个是不是做到了还需要读者来评判,读者从这里能不能看出这些东西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从初衷上来讲有这些考虑,后来有一些作者写这个评论,有些学者就比较注重社会公平的理念的问题,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更关注的是民间的力量对社会的推动的问题。有的可能更关注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的问题,大家关注的不一样,所以读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书只是一个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文本一诞生,作者就死了。所以这个解读的权利还是在读者。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更应该多读一点世界史

我是搞中国史的。但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人更应该多读一点世界史。我曾经在谈话或者写文章中谈到,历史热相对而言有一种偏颇,就是中国史热、世界史少,那样会造成我们国民阅读知识中的一种失衡。我们中国人从小生下来,大量听的历史故事,各种传说,三国演义,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绝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史的。我们关于世界历史的了解的就很少,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世界。首先要了解世界,了解了世界才能了解中国,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本书,实际就是一本世界史的书,叫《海国图志》,这本书可以说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要说在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本起重要作用的书是什么,就是世界历史的书,就是《海国图志》。这就是世界历史对中国人的重要作用。从前我们没有世界史这个观念,慢慢才有的,那就是蛮夷,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平等的大家互相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人类文明它是共性的还是特殊的、各有各的,永远无法通约,有没有最基本的普及价值,人类社会应当遵守的一些根本的底线。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了解外国了解世界是更加重要。世界史著作的讨论我发现最近突然又热了起来。这跟中国人对世界史了解太少有关。我觉得这套书不仅仅是启蒙所谓的老百姓,也要启蒙所谓的领导人。让领导也知道,尤其是领导,我觉得更应该读世界史。否则有些争论,我觉得都是无谓的争论,都可以避免的。

 

杨书澜老师(北京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

    刚才几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出版社当中以这种方式来做学术普及的不多。郭老师和钱老师也都讲到这个,从实际情况来说,现在整个出版社,出版领域来讲,主动自觉地做学术普及最早的就是我们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的领导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05年就专门成立了我们综合编辑室,我们的主要方向就是做学术普及和高层次的文化读物。我认为学术普及的书能够出版,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必备条件。第一,出版社的领导要有出版家的眼光,他才能够支持这项事业。第二,我们的学者有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科研时间,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然后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这上面。第三,编辑的出版理念。我想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从出版社领导来讲,大家都知道出版社都在追求利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出版社是企业,企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毕竟我们是文化企业,所以北大出版社的领导在这一方面来说很有出版家的眼光和格局。在四五年内这套书要出齐50种。现在领导都有任期的,要在这个期限内见效益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北大出版社的领导做到了目光远大。另外我们的作者确实是一直都让我非常感动的。以钱老师领导的整个一个团队,真的很令我感动。从我们第一次和钱老师见面,到后来我们开几次会。我们看到每一个学者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来做这套书。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学者的支持和努力的成果。否则我们今天是看不到这些书的。从我们做编辑的角度来说,我们室的编辑都是有出版理念的,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职业上做点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益的事。我们也是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今年主推世界史,以后我们还要推中国史。然后年底我们还要推出来,比如轻松阅读考古学系列,这都是属于学术普及的,大概是10本,也应该是很好看的。然后我们还会陆续推出更多的学术普及的书。学术普及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我前两天偶然看到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大师讲的几句话。他说生活的教育重于知识的教育;品德的教育重于功利的教育;普及的教育重于精英教育;主动接受的教育重于被动的教育。我觉得像一代大师他们都看到普及教育比精英教育重要,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主要是传播人文社科,当然也有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知识的普及主要是立足于人之所以为人这个点来讲。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这个很重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追求真善美,这个我觉得永远都不过时,尤其是当下,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都在逐渐地思索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究竟为什么活着。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前年做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宗教学是卖不动的,可是去年就重印了两次。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精神方面。我要感谢这么多的学者一直在这里支持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选题能够不断的面世。还要感谢媒体记者,这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几乎每出一套书我的老朋友都会很关注,而且很积极地给我们宣传。

记者提问

王洪波(中华读书报社记者):我看这个选题是一个散点似的一些题目,我想问的是,下面咱们选这些个点都是有怎样的规划?比如这个选题设计为几类选题,事件、社会史、经济史。这个选题是怎样一个构架?包括以后的选题,会出到多少种?规模会很大那么最开始你们的选题的方向点什么,或者是分为几类来选。这样从我们媒体来说对你们的规划有个整体的了解。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个选题是我们开编委会确定的。第一批的50本实际是两批,按照我们出版社和编委会的想法就是,如果做得好,反映比较积极的话,我们还会有第三批、第四批的往下做。我不知道媒体的朋友了解不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在文革前有吴晗牵头做了这么一套丛书,那个时侯每一本都很薄,大概是23万字,34万字,就那么几十页纸。那套书当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非常非常热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时代,就那么几本让你读。那个书出来以后,对于传播世界历史的知识和相关的一些理念,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那套书成了我们这个年龄的,现在世界史学界或者在学术界工作的学者的世界历史的启蒙的书。构思这套书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还是有那套书籍的,那套书是一个一个很小的论题,当然也有稍微大点的,比如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稍微大一点,但仅仅是一件事情。还有美西战争、罗丹、勃朗特姐妹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如果把那套书读一下世界历史上的事情就基本都知道,但你不会知道得很深。你知道这件事了,不会说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再考虑做这套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写通史,我们不是做历史教科书,什么东西都说的非常全面。可是全面了以后,每一件事都没说什么。那就是一个通史,而像通史类的,现在比较多了,包括翻译的和国内自己写的。不是通史类的,像刚才雷老师说的,《拉美现代化》、《东亚现代化》,说实话也比较多。为什么我们要叫它小丛书,我们是要强调讲故事的。所以像《1917年俄罗斯纪事》、像《美国改革的故事》都是,看《1917》这个题目,《美国改革》这个题目,其实题目本身就是故事,一看就知道是故事。所以我们这个选题,从大多数题目看起来,可以看得出每一本都是企图讲一个故事,或者讲某一堆故事,就是小丛书,不是大书,是小书。可是这个小书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由小见大,小书后面讲大故事。哪怕是讲小故事,也让人有大思考。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想法。因此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从小的进去有大的出现。那个大的出现有可能在书中就有所表现,也许是作者读过之后有所体会。因此我们在设计选题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刚才这位朋友问到会有哪几类,比如经济类,还有政治类,还是社会类。其实我们当初并没有按照这样的类别去选择题材、题目。这个类别是历史学家自己给自己划分,我是做社会史的、我是做经济史的、我是做政治史的等等。我觉得我们给当代读者没有必要这样做分类。我们就是告诉你历史的故事,你自己去读,读完了以后去思考。我们也希望提供自己的思考在字里行间,我们希望能够出现我们的思考,然后你们再去思考。然后我再补充杨老师说的,做好一套书有三个方面,要有出版界、要有编辑、要有作者。我补充第四个方面,就是读者。读者很重要,读者不愿意读,那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司马迁的东西是因为有人读,它才好。要是没人读,早就进故纸堆了,就在马王堆里埋着。所以我们在做选题的时候并不刻意去考虑这是属于哪一类史别,我们考虑的是基于某些原则。1.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套丛书介绍不为人所知的世界史知识;2.这套选题是要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只是纯粹的讲一些好玩的,这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自认为是严肃的历史学者,我们不去讲那些个没有太多意思的东西,这些东西拿出来以后是应该让人思考的。这种意义倒未见得是那种历史的大意义,或者是某某主义的大意义。未见得,可是是要引人思考的。像《玛雅人的后裔》看起来是个很小的题目,可是很深刻,它会涉及到历史的大课题,可是它是个小事情。另外我们考虑到一个地区性的平衡,各种文化的平衡。因此我们会考虑,像古代的古代文明,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希腊文化,可是还有东方古代文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古代两河流域的埃及、古代的东南亚等等诸如此类。这些我们会去谈。还有例如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地区,我们这套丛书里要有它们的选题。我们还会考虑到当代史学、新史学的研究思路,它有一套逻辑思路,这些一般的中国人不知道,我们这些做外国史的人可能知道。由于他们的新的思想方法,会导致他们关注的题目和传统的历史学相比,会出现变异。别人以前不会关注的东西。它会去做,或者别人关注过,可是它的思路是不同的,它拿出来的说法是不同的,等等。有一些东西一看这个题目觉得很小,可能是某种新思路的表达。另外我们会考虑,实际上我们很关怀当代中国的现实,这我们非常关怀。像《美国改革的故事》非常典型,它关怀的是中国,说的是美国。这类的课题在选题里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当初设计选题的时候是这样来考虑的,另外还有一些人们觉得很古老的题目,可是有新的说法或者思考。其实《1917年俄罗斯纪事》看一下以后会知道,这题目太老了,对中国人太老了,可是这些题目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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