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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历史文化遗迹与全球史想象  

2010-08-19 23:30: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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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历史文化遗迹与全球史想象


――泉州考察笔记(1)

 刘文明

    2010年6月中旬,全球史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去泉州进行了一次实践教学活动,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对泉州历史文化遗迹的实地考察,了解这座古城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与地位,并以泉州为窗口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的海外交通与海外贸易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到泉州。我虽也是南方人,熟悉南方的古城格调,却发现对泉州的人文景观仍然有一种异域文化之感。在江南一些古城,沿街建筑的屋檐不会向街心延伸,店铺与大街之间的界线是刀削般地切割得分明,没有留给顾客或行人遮阳避雨的任何空间。而泉州的一些街巷,由于有了沿街的长廊或屋檐,似乎给人一种关怀,一种温馨。当然,令我惊异的并不是泉州那带有人文关怀的街巷,而是其历史文化遗迹的丰富多彩。这些反映当时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遗迹,立刻勾起了我的全球史想象――宋元时期的泉州不是一个世界都市的缩影么?从九日山的祈风石刻,可以看到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从遍布泉州的各种宗教庙宇遗址,可以看到一个来自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多元群体和谐共处的世界性都市。一些人把全球史等同于宏观世界史,我想,或许是他们没有到过泉州,或者到过泉州,也只是看了看泉州的花花草草而已。如果把泉州置于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空间与世界网络之中,从泉州的多元文化并存及其反映的世界主义胸怀来发挥历史的想象力,便会发现眼前的泉州,其实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活生生的个案。从宋元时期泉州的世界性,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世界性。全球史研究需要建构宏大话语,但也需要脚踏实地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以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解剖一只麻雀,是学会“站在月球上”来剖析人间万象的第一步。斯塔夫里阿诺斯可以上月球来审视人类,但我觉得,至少大多数全球史的初学者还没有获得抵达月球的工具。因此,对于一个全球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就去泉州看看吧,或许能从那里获得一些灵感与启迪。 

祈风仪式与海外贸易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其历史见证便是九日山的祈风石刻。九日山位于泉州南安丰州镇,距泉州市区7公里。从海拔高度来说,这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包,只有98米高。然而,由于它位于晋江北岸,登山临江,便显得有点巍然了。当然,让它出名的是山上的祈风石刻,而之所以刻石于此,则是因为山麓的延福寺和昭惠庙。

    延福寺建于晋太康九年(288年),是泉州最早的一座佛教寺院。据传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曾在此翻译金刚经。当时延福寺离九日山二里地,唐大历三年才移至现址。但今日所见庙宇为1991年重建。昭惠庙由通远王祠发展而来,供奉通远王,据学者考证始于唐代。通远王原为唐代一隐士,死后为民间奉为山神,被认为求雨祈风皆颇为灵验,遂在九日山麓延福寺旁设祠供奉,成为祈风的主神。宋时通远王祠始称昭惠庙。宋元时期,泉州提举市舶等一行官吏在此举行祈风仪式,以求出海远航的船只一帆风顺。一般来说,祈风仪式一年两次,夏初祈西南风以求归航顺利,冬初祈东北风以求出海平安。祈风典礼完毕之后,这些官吏便登游九日山,并将祈风登山之事概要刻于山中岩壁之上。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祈风石刻。这些石刻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荣的历史见证。祈风习俗最初源于民间,本来是百姓祈求通远王保佑远航平安顺利的行为,在宋元时期却上升为一种官方仪式,由负责通商事务的提举市舶主持,反映了这一时期官方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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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至明初,泉州的海外交通都比较发达,而以南宋和元为甚。一般认为,只有像汉唐元明这种一统“天下”的泱泱大朝,才会有包容宇内胸怀四海的气度,而南宋王朝却只偏安江南一隅,何以也会如此注重海外交通,表现出一种世界主义胸怀?宋在泉州设提举市舶司始于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福建一带的进出口商品可直接在泉州报关,因而促进了泉州的对外贸易。宋室南渡之后,泉州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大多学者认为,南宋泉州之所以繁盛,主要原因在于泉州地处杭州行在附近,占有地利;且南渡之后的宋室,财政拮据,遂奖励通商以增库入。正是在这种动机之下,有了市舶祈风之举。泉州的繁荣,如果从通商的外部环境与贸易网络来看,是否也可以从全球史的视角得到一些解释?这需要我们加强对当时印度洋贸易圈和南海贸易情况的了解与研究。从经济圈的中心与边缘来看,泉州位于以中原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的边缘;从印度洋及南海贸易圈来看,泉州无疑也是处于这一商圈的边缘。然而,正是因为它处于两大经济贸易圈的边缘交叉处,造就了它的贸易“中心”地位。元朝时,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东亚经济的一体性,更加凸显了泉州在连接东亚经济圈与印度洋及南海贸易圈中的作用。这样的泉州,在海外商人眼中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阿拉伯人伊本巴多他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惟一之最大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说:“刺桐(泉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予见是港有巨大海舶甚众,印度、波斯等国商人运载香料、胡椒,来此贸易。”

    宋元泉州的世界主义胸怀,也从赵汝适的《诸蕃志》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体现出来。赵汝适任职泉州期间,亲眼目睹了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种族的商人及其不同的文化习俗,见证了泉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于是,通过走出去的泉州商人和走进来的海外蕃客,他了解到了一个超越“天下”的“新世界”,由此有了《诸蕃志》,述及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58个国家、地区和族群。如果说南宋赵汝适只是坐而论道,那么元朝汪大渊则是亲眼见识并体验了这个“新世界”。汪大渊两度从泉州出海,尤其是1311年的第一次远航,经南海、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坦桑尼亚,到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岛夷志略》便是他对沿途见闻的记载。

庙宇的多元性与泉州的世界性

  在泉州旅行,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我想,这是对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修养的人来说的,无论西安还是泉州,去欣赏自然风光的旅行者,只能说走错了地方。那么,泉州的地上有什么?有庙宇!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名见经卷的宗教,似乎都曾想在泉州抢占一块地盘,于是留下了大大小小各种宗教的庙宇,据称有六大宗教九种庙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妈祖信仰等等,还有以文庙为代表的儒学,并存于宋元时期的泉州,形成一种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局面。这些不同宗教庙宇的并存,是以不同信仰群体的共处为条件的。泉州成为世界各种宗教的大熔炉,被称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也正是其包容多元文化的世界性都市的体现。

  流连于各种古老的庙宇及其遗址之间,我似乎理解了泉州的街巷,那些带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街巷。

  我本想对泉州的多元文化与世界性作进一步的描述,描述泉州最古老的伊斯兰清净寺和摩尼教草庵,描述庇佑泉州人平安远航的妈祖信仰及其传播,描述宋元时期居住于泉州“蕃坊”的阿拉伯人,描述宋元王朝任用外来族裔为泉州官吏的“天下”主义实践,如此等等。然而……,这里且用一组照片来权当叙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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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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