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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种、文明自巴比伦而来的学说  

2010-10-06 07:32: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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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种、文明自巴比伦而来的学说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作者:李帆]

 

 

 

 

 

[摘要]19世纪末现代西学东渐,系列关键词汇(“Key Terms”)如人种、文明、社会、民族等陆续传入中国,并对以民族-国家建构为主旨的中国政治、学术和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所倡导的中国人种、文明自巴比伦而来的学说尤得时人青睐,为当时的“国学大师”、国粹派领袖刘师培、章太炎所推崇和阐发。本文拟就拉氏学说的本来面貌、日本知识界对它的介绍以及中国学者对它的“求证”作一梳理;从文化交流史、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对特定时段中西视野之间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过程作一探索。

 

[关键词]拉克伯里;巴比伦;中国人种与文明;跨语际交流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802003105

作者简介: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北京100875

 

 

引言

 

清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政、学两界的共同关注。其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所倡中国人种、文明自巴比伦而来的学说尤得时人青睐,对政治、学术乃至中华民族心理的塑造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民国迄今,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学说进入中国的问题始终有所注意,并作过一些初步的介绍与考察。①不过从纯学术角度言之,学者们大体视该说为“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之说,[1](P188)缺乏科学性,故没有对之作系统研究的兴趣。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并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作为一个探讨的切入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拉克伯里学说的再次注意。②囿于论述视角,这些学者的著述并未对拉氏学说本身以及清季中国学者对它的接受予以细致研讨,从文化交流史、学术史乃至汉学史的研究来看,实为憾事。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拉氏学说的本来面貌、日本知识界对它的介绍以及中国学者对它的接受和阐发作一具体梳理,以利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一、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与文明“巴比伦说”

 

清季,尤其是1920世纪交替之际,随着西方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随着西方和日本殖民势力对中国侵略、渗透的进一步加剧,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西方、日本学者的关注。不可否认,这种关注以及相应的研讨,确有出于学理探求目的的学术讨论,但也有一些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披着学术外衣的所谓“研究”。

 

具体而言,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源自何方的问题,当时的西方、日本学者作了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众说纷纭中,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并令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推崇的,是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2]其中巴比伦说论证较为系统严密,尤得中国学者青睐。

 

巴比伦说的主要倡导者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年)。拉克伯里自幼生长在香港,接受中国传统经籍教育,后来前往英国,先后出任大英博物馆馆员、伦敦大学教授等职,成为东方学家的一员,在学术界有所成就。他的主要著述有《早期中国文明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Traditions of Babylonia in Early Chinese Documents)、《最古老的中国典籍:〈易经〉和它的作者》(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The Yh-KingAnd Its Authors)等。这些著作,尤其是《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主张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巴比伦是发源地。为此,他还专门办了一份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以集中宣扬这一学说。

 

拉克伯里认为,公元前23世纪左右,原居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Elam)一带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亚-巴克民族(Bak tribes),在其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率领下大举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又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蛮土著部落,势力深入黄河流域,遂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Huang Di),Huang DiNakhunte的讹音;巴克族中的Sargon即神农,Dunkit即苍颉;巴克本为首府及都邑之名,西亚东迁民族用之以为自身之称号,即中国古籍所言之“百姓”;昆仑即“花国”,因其地丰饶,西亚东迁民族到达后便以“花国”命名之,所以中国称“中华”。[3]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举出大量中国早期文明相似于巴比伦文明的实例,涉及科学、艺术、文字、文学、政治制度、宗教、历史传统和传说等领域,如认为中国的卦象类似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历法上一年分十二个月和四季的方法以及定闰月的方法,两地极为相似;二十八星宿之说也是两地共有;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中国文明系巴比伦文明派生物的标志。[4

 

对于拉克伯里其人及其学说,后来的一些汉学家评价并不高,如考狄便在《中国通史》中这样描述他:“此人富于神思而拙于科学;其学识博洽有余而精审不足;既不谙巴比伦之历史,复不审中国之情形;不顾历史上之年代,仅依据近人之论著,于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适合其一己之成见;其学说骤视之颇觉规模宏大,门面辉煌;然稍加检察即全体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1](P178)不过尽管如此,附和拉氏之说者亦不乏人,如英国牛津大学的亚述学教授鲍尔(C.J.Ball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将中国古文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同者予以胪列,以此证明中国和巴比伦文明同源。可见,拉氏之说在学术界并非全无市场。

 

二、日本知识界对拉克伯里学说的介绍与传播

 

拉克伯里的论著大多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其巴比伦说的集大成之作《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则出版于1894年。该说很快传至日本,1896年时便由青年学者三宅米吉、桑原骘藏撰文介绍,不过二人所持态度则为怀疑和批评,“可以说,拉库伯里的学说,从被介绍至日本之当初,即曝于明治时期学术界怀疑目光之下。”[5]但尽管如此,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书还是使得拉氏学说流传开来,并由此获得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当时供职于新闻界,并非职业学者,所以他们的著作不以严谨的学术论断见长,但很受公众欢迎。《支那文明史》当时是作为具有普及色彩的“帝国百科全书”中的一种而出版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著作恰是他们了解域外中国观的最好入门。该书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亚细亚来之说》集中介绍了拉克伯里学说,尤其是拉氏《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中的观点,从文本对照来看,大量内容翻译或编译自拉氏此书。具体而言,《支那民族自西亚细亚来之说》一章首先介绍拉氏之说的核心主张,其内容来自《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的第二章《论题简介》和第三章《中国源于西方的历史踪迹与时期》;[6]之后从“学术及技术”、“文字及文学”、“制度及信仰”、“历史上之传说及传奇”、“埃拉孟德根元之特称”五个方面(即五节)论证古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相通,前四节采自《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后200年)》的第四章《中国文明承自巴比伦的文化因素》,不仅标题与拉氏之书基本一致,③而且所谈内容也一致,如“学术及技术”一节用51条证据证明中国文明承自巴比伦,这些证据全部译自拉氏之书;[7]第五节“埃拉孟德根元之特称”的内容,取自拉氏之书的第五章《Elamite根源的特有证据》。④只不过《支那文明史》舍弃了拉氏书中的大量注释,这恐怕是通俗学术著作性质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化拉氏之说,《支那文明史》甚至在个别地方添加拉氏原书所无的材料,例如,《支那文明史》中“文字及文学”一节以图示方式比较《易经》的八卦图与刚刚解读成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说明两者的类似性,[8]但查核拉氏原书,并无此图例,而是作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从论述古代西亚文明的英文论文中未经一字说明而引用的,该论文所述与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并无任何关联。⑤不过有了这样的图例,似乎使人更觉拉氏之说近于“科学”,说服力也更强,或许这正是《支那文明史》作者的用意所在。

 

三、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本土诠释

 

有了《支那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拉克伯里学说不仅在日本得以传扬,而且很快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知。在这方面,既有《支那文明史》中文译本所发挥的作用,又有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的介绍与评价所起的作用。

 

1903年,《支那文明史》被上海竞化书局译为中文出版。中译本基本是忠实于日文原著的,只是在极个别之处略有不同,如上文提及的日文原著中“文字及文学”一节以图示方式比较《易经》的八卦图与刚刚解读成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说明两者的类似性,而中译本就未将此图例照搬过来,[9]原因不详。

 

也是在1903年,蒋智由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其中的一节《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他首先说:“研求中国民族从亚洲西方而来之证据,其言之崭新而惊辟者,莫若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其所引皆据亚洲西方古史与中国有同一之点,于此得窥见中国民族之西来,于西方尚留其痕迹,而为霾没之太古时代,放一线之光。”接着他以精练的文字对拉氏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予以概括,从行文和所附图例来看,其表述主要取自日文本《支那文明史》一书。[10

 

几乎与蒋智由同时或稍后,刘师培对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也进行介绍并表示认同,其主张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粹派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从1903年到1906年,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攘书》、《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思祖国篇》、《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论著中皆征引和阐发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他的主张有一扩展过程,从认同帕米尔——昆仑山说到信从巴比伦说。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中,他认为“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⑥“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昆仑即帕米尔高原……),实为巴科民族所发迹(西书称中国民族为巴科族,即盘古一音之转,古盘字读若般,如公输般或作盘之类,巴般之音尤近)。”[11]在19051906年发表的《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他又进而提倡巴比伦说,认为:“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史记·封禅书》曰‘泰帝兴,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转音也。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种人民称为巴枯逊族。巴枯逊者,盘古之转音,亦即百姓之转音也。”[12]“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庇伦迦克底亚相同。所引者共数十事,今不具引,其确否亦不得而定。然拉氏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按以中国古籍,亦多相合,而人种西来之说,确证尤多。”⑦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师培在认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的同时,运用己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对之加以印证,从而使得该主张更具说服力。当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深入过程,他虽以“盘古”之转音“巴科”、“巴枯逊”、“巴枯”作为西来说的基本论据,但显然这西来之处有帕米尔——昆仑山与巴比伦之别,而其最终认可巴比伦说,则是因服膺拉克伯里学说所致。

 

在蒋智由、刘师培等人热衷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氛围下,章太炎也加入了讨论的阵营。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序种姓》篇中,他指出:“方夏之族,自科派利(按即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按即巴比伦之地);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13](P173)他且运用自身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古史修养,寻求一系列佐证进一步论证该说,如认为:“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古今人表》,大皡氏后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览》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后有十五代,皆袭庖犧之号,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诸氏,皆加尔特亚君长东来者,而一代独得其名,上古称号不齐之故。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萨尔宫者,神农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览》七十八引《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号皇神农。)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东来也,横渡昆仑。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13](P176)可见,章太炎对拉克伯里学说不仅持认同立场,而且与刘师培一样,也是运用自身的国学素养进一步强化该说,使之更为学术化和中国化,从而更易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刘师培、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国粹派领袖,在当时的学术界极有影响,他们认同和宣扬拉克伯里学说这一现象本身,就会令得该说在中国进一步为人尊信。

 

除了这些学者外,当时的一些著名革命党人也认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陶成章和宋教仁。⑧在撰于1904年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里,陶成章节录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中国典籍进一步予以佐证。他指出:“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14]从这段话来看,他对拉克伯里学说并未全然确信,但相信中国人种自西而来,拉克伯里学说至少强化了他的这一信念。他与蒋智由交往甚密,《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由蒋智由撰序,书中一些内容也是引自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可见蒋氏对其人种观念颇有影响。

 

宋教仁也在19051906年左右提倡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在《汉族侵略史·叙例》里,他曾指出:“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15]在1906年的个人日记中,他又提及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并以上古语言文字为证,说“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苦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16]但他对拉克伯里学说似乎还未确信,如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其“不免失之支蔓”,“至其主张汉族西来之说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柰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⑨

 

综观拉克伯里学说在清季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该说是经日本学者中转而为中国学者所了解的,它最为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学者所认同,与刘、章等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也受到一定影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自身的取舍。⑩应该承认,拉克伯里学说入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对这一现象本身,以及其所蕴涵的多方面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①涉及拉克伯里学说进入中国的论著主要有: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1月);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125日;载《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刘盼遂:《中华人种西来新证》(《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译本为马丁·伯纳尔:《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Frank Dik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C. Hurst & Co. Ltd. London, 1992.(中译本为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尔敏:《中西学源流说所反映之文化心理趋向》(《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②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12月);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普莱斯:《宋教仁与民族认同意识》,[日]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两文均载于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第四章《中国文明承自巴比伦的文化因素》子标题如下:Sciences and ArtsWriting and LiteratureInstitutions and Religions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Legends.

④[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东京博文馆,1900年版第6568页;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p.2527.按埃拉孟德(Elamite)指古代巴比伦Elam人或其语言。

⑤[日]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石川还进而指出:“对于西方新学说的这些非驴非马式的‘介绍’,不单见于《支那文明史》的年轻作者们,更是明治时期日本在接受西方思潮时一个共通的特点。”

⑥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载于南桂馨、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第603页。按刘师培在论述中国人种西来问题时,往往以“汉族”、“神州民族”、“华夏族”等词汇指称中国人种。

 

⑦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载于《刘申叔先生遗书》(同上书)第2178页。按刘师培这段议论,基本源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里《中国人种西来之说》一节的有关论述,见观云(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7号,190395日。

⑧按陶成章和宋教仁都与章太炎交往颇多,与刘师培也属战友,可能章、刘的学术主张对他们会有些影响。

⑨参见宋教仁:《我之历史》,载于陈旭麓编《宋教仁集》第702页。有学者亦认为,宋教仁并不完全信服拉克伯里之说,但也不拒绝这种观点。见普莱斯:《宋教仁与民族认同意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第1037页。

⑩如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对中国人种评价并不高,认为中国人种属于极为保守、毫无进步的蒙古人种,缺乏创新能力。这一表述在《支那文明史》日文本和中文本中都有翻译,未见删减。见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p.3.《支那文明史》(日文本)第30页;《支那文明史》(中文本)第22页。而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可能都没注意到或不愿提及拉克伯里对中国人种的蔑视,他们的论著均未谈到此点。

 

参考文献:

1]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A//何炳松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

2]参见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3

3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Reprint of the edition 1894, Osnabrück, Otto Zeller 1966. p.47;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London 1887, Reprinted by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66, p.913.

4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p.925.

5][日]石川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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